第二天九点零七分，婚礼统筹给我打来电话。
列车刚过海临北站，信号断断续续。
“姜小姐，您到哪里了？谢导已经在登记大厅等了半个小时。”
她发来一张照片。
谢知原穿着我替他选的深灰色西装，坐在登记处的长椅上。膝上没有手卡，只放着两本空白的结婚誓言册。
他低着头，像是在等我迟到。
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
手指已经点开他的聊天框，列车却在这时驶入隧道，屏幕彻底暗下去。
等信号恢复，我删掉输入框里的字。
“请转告他，婚宴合同已经取消。登记预约也不用保留。”
统筹迟疑道：“谢导说，他可以一直等。”
“那是他的事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我停用了旧号码。
中午，周岚转来工作室的签收记录。
版权禁用通知、离职函、证据保全文件，谢知原全部亲自签收。
我没有带走那支银色录音笔。
离开前，我把它放回了录音棚控制台。
里面只有一段新录音。
我录了十七遍。
前十六遍都在说到一半时，忍不住想起他坐在隔音玻璃后替我数呼吸的样子。
最后一遍，我停顿了很久，才完整说完：
“谢知原，这一次，不用你替我说完。”
傍晚，周岚收到工作室值班人员发来的确认邮件。
谢知原独自在录音棚待了四个小时，取消了当天全部拍摄。离开前，他只带走了那支录音笔。
当天晚上，一个陌生邮箱给我发来一封信。
没有解释，也没有道歉。
只有一句话。
“予安，告诉我你在哪里。”
我没有回复。
我从卧铺上下来，第一次独自走进一座没有谢知原等我的城市。